财税政策调控将着力服务于党的十八大后新一轮发展和改革的高潮平稳展开。

很简单，在人口少的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会非常高，很难实现可持续性。近年来，城乡整合被很多部门视为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已经有效遏制了民营部门的发展，遏制了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越来越困难。中国所说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关键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什么要搞城乡统筹？这里有几个前提。现在人们开始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城镇化潜力依旧巨大时代周报：李克强总理在20多年前就关注农村工业化，这和他最近提出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有何联系？张军：在城市工业部门供给能力不足，又难以吸纳劳动力时，农村工业化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提高了生产率，也缩小了城乡差距。

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较小，如果户籍、公共品供给的改革首先在二、三线城市推开，阻力就会小很多，同时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将吸引产业和资金，缩小和大城市的差距和套利机会。城镇化这个提法就蕴含着某种提示，未来的重点主要是在中西部城镇，核心任务是让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公平地分享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对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经济改革从何处着手，公众感到困惑不安，决策层和学界也莫衷一是。这意味着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将迎来城市建设高潮。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理解了经济运行的核心是价格，自然就会提出经济改革就一定要放开价格。中小企业受到歧视，发展环境不好，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仅靠国有企业支持。

现在利率市场化呼声很高，但这既无法改造金融系统被银行主导的局面，还会导致银行系统陷入困境。在短缺经济下，供给不足，需求井喷，只要放开价格一定会飞涨。价格自由化的失败时代周报：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当时的价格自由化尝试为何会失败？张军：如果仅从理论上看，价格自由化一定会有效。为此，理论界都是在反思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当时确实有人认为改革走不通，主张走回去，这种声音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逐渐消沉。

目前来看，更重要的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在这种徘徊的氛围中，经济学家厉以宁和他的三位学生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联合发表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当然，《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并没有只局限于企业改革。发展债券市场的思路，和增加供给解决供求失衡的思路是呼应的。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所以直接让农民进城就业并不现实。在价格双轨制下，套利、寻租和腐败盛行，社会不满情绪增大。

双轨制自然有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个好处，计划外价格放开后，企业为满足计划外的需求增加生产，市场对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等到市场影响足够大，价格放开就水到渠成了。加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在这过程中，解决户籍待遇平等和公共品公平供给，是非常重要的。整体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拆开，而要整体过渡，也就是价格、税收、财政的联动改革。我想请你做一个总结，未来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张军：当时厉以宁有个预测，认为只要企业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将迎来繁荣期。李克强总理去年以来多次提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这三个指标，都能反映产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视角。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农村的就地工业化首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吸收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

比如供求关系特别扭曲时，一旦放开，价格飞涨就会引发经济混乱。该书呼吁从企业改革入手，破除不合理的传统制度，推动经济改革的战略突围。

相对来说，资本市场改革要比银行改革滞后很多。对此，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路是私有化。

背后原因，也可以归结到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因此我的总结是公平改革，消除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不公平。

1988年价格闯关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供求关系是高度扭曲的，真实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落差很大。《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的作者为此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整体改革是不可行的，渐进性的改革会遇到阻力、摩擦，但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此，策略就非常重要，决策者要尽量减少价格放开引发的经济、社会动荡，降低改革成本。对此，后华盛顿共识中有句名言就叫getting price right，意思是理顺价格关系。

其中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时代周报为此专访了当年的作者之一孟晓苏，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分析中国改革的逻辑和经验，进而探讨经济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

当然，此外还有财政体制、税收、金融、流通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创造了改革红利，因此导致了90年代的高增长。来源:时代周报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来源:时代周报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事实上，这两点都可以检验后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

但在现实中，每个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生搬硬套就会引发问题。具体到企业改革，经济学家杨培新主张推广企业承包制，因此人称杨承包。现在利率市场化呼声很高，但这既无法改造金融系统被银行主导的局面，还会导致银行系统陷入困境。这是一个过去30年里被遗漏的改革，潜力非常大，政府应尽快推动相关措施出台。

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还有辽阔的中西部地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该书的几位作者提出以企业改革为突破口，重点关注企业制度、国有资产所有制、工业化道路等，这对价格改革派是个纠正，也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获得了验证。

这证明只要战略、政策得当，中国就能找到快速发展的轨道。我的理解是，新型的城镇化有两个层面：第一，加快城市化步伐，至于是优先发展中心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目前还有一些争议。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增加供给要靠扩大产能。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更大，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便宜。